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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兹去世梁鸿评奥兹旧文:你没事吧妈妈天涯·特
更新时间:2019-06-18

  据媒体消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因患癌症去世,终年79岁。

  阿摩司·奥兹(Amos Oz)是当今以色列文坛的最杰出作家,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迄今已发表了12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西语世界最有影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等。

  2016年6月,他在北京被授予“中国大学生21国际文学奖”(点击左侧红字了解该奖项),由著名作家、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撰写的颁奖词写道:

  他的最著名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以质朴深情的语言、迷宫般的结构和幽远破碎的记忆,以一个少年寻找母亲自杀原因为基本起点,探讨爱与伤害的生成,探讨个体内部精神的崩溃与族群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现实生活的丧失、族群的被驱逐、文化的无所归依、新国的虚无一点点累积并淹没母亲,也伤害了身在其中的每个人。这是一种内部的失败,紧张与痛苦,荒凉与寂寞,最终带来难以言说的崩溃。(点击划线文字阅读颁奖词全文)

  梁鸿的《你没事吧,妈妈》一文,通过对奥兹的作品的深度解读,谈到了以色列的历史、文化、现实、政治等问题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特境遇,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相关问题,具有借鉴意义,值得一读。

  很奇怪,当你从略显冗长和叠沓的叙述中跳脱出来时,你意识到奥兹是一个充满思辩和现实感的作家,但是,当你在读他的作品时,你感觉到他只在写家庭,他所有的文字都似乎在喃喃自语、回环往复地剖白着情感,夫妻、母子、父女,爱、婚姻、亲情。丝丝缕缕的爱意,从字里行间攀爬出来,诱惑你,使你进入一个感伤、残酷而又无限繁复的深渊。爱是深渊,生命本身是一口虚无的井,有些微的光亮从暗处映现,却不是为了你的生存,而是为了引你走向死亡。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奥兹最著名的、带有半自传性质的小说。这是一部迷人的小说,哀伤贯注全篇,作者努力凝视过去,试图在尘埃般破碎、断裂的回忆中寻找母亲自杀的原因。在此过程中,过往的一切,父亲、母亲、祖父、外祖父,他们的形象、性格,他们的内在秘密的痛苦、失去和损伤逐渐浮现出来。

  悲伤,是家庭内部最深的秘密,甚至难以启齿,尤其是这种悲伤来自于整个族群的自卑和孤独,来自于几千年的流浪和被遗弃时。就好像一个人童年时代的创伤,在成年世界里,很难再次叙说,因它已经凝结成一个暗处的疤。

  对于“悲伤”,奥兹有不同层面的诠释。在“我”和父亲母亲的这个小家庭里面,悲伤就是沉默,不言说。父亲和母亲之间有太多欲言又止的东西,他们彼此了解,知道自己仍然无所归处,日常生活的困窘进一步加重了这一沉默的色调。悲伤既是他们的同谋,又是他们之间的阻隔。

  家族成员身上的政治狂热症,其实是“悲伤”的另一种表达形式。父亲孜孜演讲以色列的政治,约瑟夫伯伯沉浸于复国主义的狂热,奶奶努力清除自己身上并不存在的“细菌”,母亲在忧郁中试图于日常生活中寻求安慰。“政治”,如同奶奶身上莫须有的细菌,附着在人上,让人发疯。这是一种心理疾病,也是非常典型的难民心理,它如同一个黑洞,吞噬着他们的精神和生活。

  从第十三章到十九章,作者以少见的诙谐语调,讲述爷爷奶奶的家族史。作为说俄语的犹太人,他们从俄国到美国,又从美国回俄国,最终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对宗教的游移,其实是人性、战争和身份所属不断拉扯的结果,“这些来自东欧阴郁的犹太乡村,黎凡特人普遍追求感官享受令其感到困扰,乃至于通过建立自己的隔离区抵御其威胁”。每个人都在一种沉重的集体无意识中生活,历史的重压及新的生活所形成的新的割裂无法不影响每个人。个人的命运被挟裹其中,即使没有战争的大灭绝,文化的无所归依,生活的游离,被迫的各种选择,都使人心生绝望。

  “家庭”,作为“宇宙中最神奇的元素”,它包含着冲突、悖论和人类的悲喜剧。奥兹的作品包含着对以色列历史和政治的探察,但他并没有通过家庭来寻找以色列的命运,而是致力于呈现以色列命运如何渗透、改变、塑造家庭及家庭中人物的命运,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呈现个人的存在形态。或者说,他致力于呈现:家庭,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纽带,它以何种悲剧的方式把大的社会冲突一一收纳并化为血液,由此生成个人的命运轨迹。

  作者用一种追寻式的语言,带着个人的疑问、痛苦,寻找那被语言和生活遗漏的一部分,寻找那些消失的亲人,而他们,都在集中营被毁灭掉了。不是被记忆遗漏,而是实实在在消失了。这是家族里无法言说的存在,正是这样的存在构成根本的悲伤和黑暗。

  在小说一开头,作者写全家一起去给亲人打电话,里面夹杂一句成年以后的感叹,“但这不是开玩笑: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成长之后,这简单的生活情节背后的沉重和恐惧才被意识到,哪怕是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也因战争而变得无比珍贵。

  在奥兹的小说中,有一个词必须注意:欧洲。对于以色列人而言,它不是某种知识体系,或某种修养和谋生手段,而是个体生存所面对的实实在在的疼痛。上一代犹太人在欧洲教育中长大,欧洲是他们的“家”,地理意义的和心理意义的,那是他们的“应许之地”。但是,在不断地被“清洗”中,“家”变成了敌人,比传统的敌人更彻底。

  这是犹太人几千年以来流浪史的再次呈现,赖以为家的欧洲遗弃了他们,而希伯来语也并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也无法理解正在以色列兴起的集体乌托邦主义。个体的尊严、美好和理想,在这样的多重遗弃中,难以抵抗。这些接受了欧洲文明的归国以色列知识分子们精神上无所归依,既要面对被欧洲遗弃的命运,也要面对以色列国家主义的批判。

  “我父亲可以读十六种语言,讲十一种语言,我母亲讲四到五种语言,但他们非常严格,只教我希伯来语。”父亲会十六种语言,但都已变得不合时宜,父亲一生只能是图书管理员,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拥有博士学位的老师比要来上课的学生多。而他的希伯来语也经常说错,祖父也是。因为希伯来语也并不是他们的母语。

  但是,“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一次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谈论过你们的过去,也没有谈论过你们单恋欧洲而永远得不到回报的屈辱;没有谈论过你们对新国家的幻灭之情;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梦想和梦想如何破灭;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对世界的感情;没有谈论过性、记忆和痛苦。我们在家里只谈论怎样看待巴尔干战争,或当前耶路撒冷的形势,或莎士比亚和荷马,或马克思和叔本华,或坏了的门把手、洗衣机和毛巾”。

  “欧洲”,已经变为一个不可言说的暗伤,埋藏于每个人的内心,构成悲伤的一部分。

  以色列著名学者,“我”的约瑟夫伯伯,一个身材纤弱的、爱哭的、喜欢高谈阔论的、夸自己有重大作用的知识分子。在以色列国,他们也享受着特权,却同样是琐碎和世俗的(约瑟夫伯伯一生和阿格农先生进行着可笑的明争暗斗)。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受伤者典型的夸张人格。作者用一种杂糅的、略带嘲讽的语言把约瑟夫伯伯身上的矛盾性,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以色列的尴尬处境给描述出来。

  知识变得陈腐,耶路撒冷的文化生活带着些做作,并且对于以色列的现实而言,它是苍白而无用的。

  哪怕再小一个家庭,黄大仙开奖,都包罗万象,它所折射出的光线通达到无数方向。任何一种历史,无不由个体的命运和痛苦组成。但是,当我们在叙说时,我们总是容易忘掉个人,而是去讲述集体,总是容易忘掉个体的悲欢离合,而去讲述必然律。奥兹用一种枝枝蔓蔓的笔触,把家人间的相互凝视和追寻嵌入到历史的最深处,或者,不如说,他让我们看到,正是这些凝视和追寻构成了历史的本质。

  奥兹在中国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班的课堂上,与中国当代青年作家交流(摄影:梁鸿)

  第五十九章,作者第一次触及“我”对母亲的最后记忆。在阴冷的天气里,母亲和“我”去图书馆找父亲,并且相约吃饭。这本是极为平常的事,但是,在读到这一章节时,却让人震颤。

  “你没事吧,妈妈?”一个儿童,在和母亲出去逛街的过程中,连续四次担忧地问母亲。这句话就像悲伤的旋律,或某种可怕的预感,一直回旋在儿童的心里。他充满天真的问话就像一种不祥的预言。

  母亲究竟有着怎样的眼神,怎样的步伐和怎样的言语,让一个还处于混沌时期的儿童有着如此的预感?我们不知道,奥兹也不清楚,因为当他说这句话时,他还没有想到死亡,虽然这句话里已经包含着死亡的阴影。

  “许多年来,我因为我的母亲丢下我、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感到气愤,因为我的父亲失去我的母亲而感到气愤。我也生自己的气,因为我想肯定是我在哪里出错了,否则我的母亲不会选择自杀。”正是在这样的情感之下,奥兹进入了迷宫一样的回忆之中,他拜访死者的幽灵,重新进入过往的生活,复活每一个人,复活他们的相貌、举动和思想,直到追寻出母亲自杀的真正原因。

  也许自杀只是一瞬间的行为,但是塑造自杀这一想法的过程却是漫长而琐细的。一个人精神内部的坍塌,谁能说得清楚?母亲的忧郁从何开始?她公主般的童年,正值反犹浪潮兴起的布拉格求学,初到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日子,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她在寻找什么,又失落了什么?奥兹把叙述交给了索妮娅姨妈。

  “你们这些出生在以色列的人,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一滴如何慢慢地扭曲你所有的情感,像铁锈一样慢慢地消耗你的尊严,慢慢地使你像一只猫那样摇尾乞怜、欺骗、耍花招。”姨妈这句话包含着沉痛的经验和生命的感受。作为富家出身的女儿,母亲从小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纵使她的身边有残酷而又绝望的生活(父母不幸的婚姻,同时爱上一个男人的母女,酗酒卖地的上校和他被大火烧死的老婆),也因她的教育和身份几乎视而不见。

  母亲一直生活在一个浪漫的、纯粹精神的状态中,她希望自己未来的家庭也是如此。直到1931年去布拉格上大学,欧洲的反犹主义激烈尖锐,那时,母亲的精神才开始遭遇现实。

  庸俗与现实,确信与怀疑。突然间,生活呈现出另一个面目,残酷、毫无缘由。只因你是犹太人,不管你如何优雅、美好、自尊,这唯一一个不可去除的身份就可以将你打入到黑暗之地。琐碎的生活本身,父亲对政治虚无的狂热,历史的突然狰狞,文学的浪漫主义等等,这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都成为重压,压倒母亲疲惫的心灵。

  母亲为什么自杀?也许,是因为她无法看到尊严遭受打击,她无法承受那过于沉重的历史,无法想象那毫无理由的屠杀,无法忍受这庸俗、无望的生活,“她无法忍受庸俗”。

  “父亲嗜好崇高,妈妈则沉醉于渴望与精神尽兴。”在日常生活中,父亲沉迷于政治,母亲却不关心,或者说,她希望能够面对自我,以此找到真正的自己,政治的、国家的高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以消解个人、自我为前提的,哪怕它们以“正义”的面目出现。

  在整个耶路撒冷都处于一种狂热的政治辩论之中时,母亲格格不入,好像一个旁观者,更像一个叛徒。她陷入迷失之中无法自拔,冷漠、脆弱、阴郁。她的阴郁似乎在反证着一件事:政治的激情只是一种虚妄,无法对抗四分五裂的生活,也无法弥补永遭创伤的心灵。也因此,在她和父亲的对话中,她的话语中总“蕴涵着强烈的冷静、怀疑、尖锐、奥妙的嘲讽以及永久消逝的伤悲”。

  有时,她以讲述过去来表达她微弱的对抗,“若是讲述过去,讲述她父母的住宅或是磨坊或者是泼妇普利马,某种苦涩与绝望就会悄悄进入她的声音中,那是某种充满矛盾或含混不清的讽刺,某种压抑着的嘲讽,某种对我来说太复杂或说太朦胧而无法捕捉的东西,某种挑衅和窘迫。”有时,她给“我”讲述有关森林的童话,但那童话也总是充斥着杀人和阴谋。

  母亲在嘲讽什么?她对那些政治的腔调有着天然的疏离和反思,毋宁说,她对新国的成立并不持乐观的态度。不是她不想有国,而是她感受到这国之脆弱,预感到这国或者会更彻底地遗忘她所遭受的痛苦。

  失眠、偏头疼、忧郁,耶路撒冷的天空是灰败的,耶路撒冷的生活带着细菌、谎言、虚妄,那是耶路撒冷几千年的分裂,犹太人几千年的流浪带给母亲的。

  围绕着母亲自杀,奥兹探讨爱与伤害的生成,探讨个体内部精神的崩溃与族群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现实生活的丧失、族群的被驱逐、文化的无所归依、新国的虚无等等,这些一点点累积并最终淹没了母亲,也伤害了身在其中的每个人。这是一种内部的失败,紧张与痛苦,荒凉与寂寞,最终带来难以言说的崩溃。但是,谁又能说得清呢?

  在写到母亲时,作者的语法几乎是碎片式与随笔式的,文本本身就像记忆一样,呈碎片化,朝不同方向辐射。这一碎片细腻、暗淡,不可捉摸,充满着某种阴郁,却又带着点淡远的温柔。在对私人生活进行考古般追忆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微小的物品、事物、动作、神情和感官气味都呈现出雕塑般的重量感。

  “你没事吧,妈妈?”小说最后回到一个孩子对母亲的呼唤。以母亲的眼睛看她去世之前上街散步时的情景,想她所想到的过往人生,伊拉的自我焚烧、少年的纯洁甜美、青年的屈辱失落以及死亡的来临。

  母亲于1952年1月6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一天,父亲、约瑟夫伯伯,整个以色列的国民正在争论是否应向德国索赔。

  母亲的自杀使奥兹着迷于对女性心灵的探索,他为我们贡献了一系列忧郁、沉思并有着迷人品质的女性形象。《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母亲因无法忍受空洞的政治话语对个体生活的摧毁,无法忍受庸俗而自杀。《我的米海尔》中的汉娜充满细腻的情感和强烈的爱,她对犹太式的“节制”提出抗议和质疑。《了解女人》因女人的自杀而让男人开始寻找生活并发现自我。《沙海无澜》则让我们看到女性的坚韧、豁达和生命力。

  女性的疼痛遍布生活的每一细微之处,奥兹对这些疼痛进行最为深入的描述,他爱她们。他似乎有一个执念,所有的故事都是关于爱的故事,而女人,是这爱的中心。

  全人类的痛苦被加载到了耶路撒冷,“父母把四十瓦的灯泡全部换成了二十五瓦的,不光是为了节约,主要是因为灯光明亮造成一种浪费,浪费是不道德的。我们这套小房子总充斥着人权的痛苦……”漫长的、几千年的隐痛在成立新的国家之时,变为一种小心翼翼要维护的东西,因为那是他们成为一体的唯一象征。这是根本的矛盾。建国是要永久消除这一伤痛,但一旦消除,那统一性和合法性又来自于何处?

  个人的日常生活变成一种道德生活,首先成为道德禁忌,而他人就是这一道德的监督者和禁忌的缔造者。大家小心翼翼,政治的、集体的要求最终变为自我的道德约束而显示出它的严酷来,所谓的个人空间成为一个必须减弱到无的东西。

  约瑟夫伯伯的身体为什么会显得那么孱弱、可笑?他的爱国宏论为什么变得苍白无力?母亲对生活的要求为什么变得那么不自信且小心翼翼?父亲所会的十六种语言为什么变得多余无用?

  因为这背后有一个新人的比衬,这个新人,即“拓荒者”。“拓荒者”,类似于“社会主义新人”,生机勃勃的大地力量,乡村、肉体、体力、劳作,这些新人以他们的无私和健康在新以色列国建构一个乌托邦的、充满未来感的世界。与住在耶路撒冷的那群善于享受的、阴暗的、只会清议的知识分子不一样,在“拓荒者”们所住的基布兹,每个人的道德是清洁的,他们无私地奉献自己。

  “我父亲决定追随著名伯伯和大哥的足迹。就在那里,在紧紧关闭着的百叶窗之外,工友们在灰尘弥漫的公路上挖沟铺设水管。”这是作者习惯性的笔调。当他以庄重的口吻谈到一种理想或知识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现实生活的形态,当在描述耶路撒冷高雅、陈腐的知识生活时,突然间插入来自“基布兹”的健壮、红润的挤奶女工的广告,形成一种略带讽刺的、矛盾的、双重辩驳的语言(和母亲在给他讲故事的语调相仿)。它们之间相互消解,最后,意义变得暧昧,或者虚无。就像他在叙述约瑟夫伯伯的爱国宏论时,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约瑟夫伯伯那涨红的脸和突然间的世俗化。

  在谈论耶路撒冷的知识分子时,奥兹略带讽刺和一种忧郁的情感,谈“基布兹”的生活形态及“拓荒者”的精神构成时,他是谨慎且思辨的。“拓荒者”们以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建设充满新以色列国。从零开始,不要历史,不要犹豫,只要行动。所有人都为一个目的劳动,真正的劳动,在荒漠里挖掘前进,在阳光下翻土采摘,阳光、大地,构成一个新的阳刚的以色列,它和耶路撒冷的阴郁刚好构成对立面。

  新的对立和压抑正在形成。知识与大地,集体与个人,自由与监督,它们之间呈现出哲学和政治上的分歧。敏感的知识分子生活与简朴的乡村生活,苍白、纤弱与健壮、红润之间,互相嘲讽,并形成微妙的冲突和矛盾。

  “教育之家在父亲眼中乃无法驱除的严重危险。红色潮流……”接受过欧洲精英教育的父亲,对“红色潮流”有着本能的谨慎看法,他希望我成为约瑟夫伯伯那样的学者或大学教授,坚决反对“我”去基布兹,因为他认为那是一种粗鄙的、没有文化的生活。但作为“以色列国家一代”的“我”,在以色列建国的热潮中成长,生活在耶路撒冷苍白的知识圈,每天又看到公交车上那红润、健壮的挤牛奶女工,在学校接受的也是“希伯来教育模式”(朝着新人和英雄主义方向教育,要求投入到“大熔炉”的集体建设中去,长大后将被送去“基布兹”从事劳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我”不可能喜欢父亲的生活。

  “复兴一代”与“以色列国家一代”,“耶路撒冷”与“基布兹”形成非常实在的对立。这两种身份和两个空间有着天然的分歧和道德上的差异。当面对“建国”“大地”“无私”这样的名词时,所谓的“个人”“知识”“权利”很难与之抗衡,更何况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年。

  作者多重讽刺,但也意味着多重失落。耶路撒冷的生活是不确定的,有着一种让人难以解释的迷惑。奥兹以文学的复杂天性写出了以色列建国时期多重概念、多重元素在普通生活中的交织形态。

  “我”要逃避,逃避救赎和复活,逃避父母所失落的但同时却仍然向往着的那个“欧洲”,“我想让一切停止,或者至少,我想永远离开家,离开耶路撒冷,到一个基布兹生活,把所有书和情感都甩在脑后,过简朴的乡村生活,过与大家情同手足的体力劳动者的生活”。

  基布兹在希伯来语里是“聚集”“团体”的意思,现在成为以色列主要的一种集体社区形式,它是在所有物全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没有私人财产。基布兹的吃、穿、住、行都是集体安排,孩子过的也是集体生活,由幼教乐园集体抚养,只有傍晚一段时间与父母相聚。基布兹在这荒漠之上建造一个个繁茂的绿洲,研发了世界领先的滴灌技术,种植出可供全国食用的农作物和各种各样甜美的水果。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基布兹的作用有非常大的象征性。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它让我们想到什么?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农庄?中国建国初期的人民公社?在二十世纪,人类关于集体主义乌托邦想象的这三个实体,苏联和中国的已经宣告结束,只有以色列的基布兹还存在,并且据说以色列的政界上层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基布兹。

  从长远的人类文明来看,在不同时期都会有这样乌托邦实体的出现,它们所出现的契机、承载的想象及在现实中的偏差会被无数学者研究,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奥兹在写到基布兹时的潜意识及由此造成的独特语感。

  基布兹在文中出现的很多时刻,都直接构成了对耶路撒冷知识分子生活的嘲讽。这一嘲讽来自于两种生活形式本身之间的差异,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以色列要选择怎样的道路?

  耶路撒冷的知识分子以文化式的阴郁保留并传承着犹太民族几千年的痛苦,它是以色列建国合法性的自证,也是以色列历史共同体的想象者和建构者。基布兹的青年则厌恶这些过于冗长而压抑的悲痛,他们以愤怒的原始力在荒漠和强烈的阳光下建构新国。他们自成一体,纯洁无比,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乌托邦,是一个几千年处于被遗弃之中的民族的自我救赎,是对“家”极端向往和渴望下的产物。

  但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就是以色列的未来之路?它遮蔽了什么样更本质的问题?

  奥兹选择了一种自我辩驳式的复杂语式来写。当在耶路撒冷生活时,基布兹作为一种全然不同的面貌和美学形态监督着大家的生活,并塑造着耶路撒冷新的道德和生活。但当十五岁的“我”来到基布兹后,基布兹的面目开始真实,也更加暧昧起来。劳动固然光荣,集体固然昂扬,理想固然纯洁,但是,作为个人的“我”仍然蠢蠢欲动,想寻找个体存在的意义。“我”与尼莉的恋爱是全书中最明朗的色调,个人的情感蒸蒸日上,“劳动”“集体共有”无法阻挡个体思想的诞生。这正是基布兹的矛盾之处。尽管所有的规定清晰而美好,尽管有完善的制度、补贴和相应的考虑,但是,人性本身所包含的“个人”特点仍然无法被规约。

  在《沙海无澜》中,奥兹更是以基布兹的生活为核心,书写一个基布兹的青年约拿单离开重又归来的故事。约拿单厌倦了基布兹,厌倦了平淡的、毫无个人性的生活,蓄谋着离开,他的离去也揭开了基布兹内部的诸多问题。奥兹借此对基布兹的架构、观念特征和未来性进行了分析。在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约拿单又回来了,和妻子、妻子的情人和平共处,并获得内心的安静。

  约拿单的选择和《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我”最终背离基布兹完全相反。这些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包含着奥兹真正的思考。奥兹没有以简单的对错、好坏来衡量基布兹在以色列当代精神中的作用和价值,他在写一种生活的形成和内部可能包含的冲突。他让我们看到它形成的过程,它从一个试验到成为一种象征意义的过程。

  这甚至可以说是奥兹的政治观点,在此意义上,奥兹经常被认为是有左翼倾向的作家。但我以为,他并非把基布兹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结构来写,而是作为一个可供探讨和分析的问题来写。

  当代以色列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在他颇富争议的历史学著作《虚构的犹太民族》中有一个大胆的论证,他认为关于“犹太民族”这个词是建构出来的,“他们起初收集了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宗教记忆中的诸多片段,他们富有想象力地从中建构了一个‘犹太民族’的漫长的连续的谱系。”这一说法引来了无数的批评,但是,有一点很有启发性:人类生活并非全然连续性的和因果的,也许,都只是一种想象和塑造。

  这也正是作家的任务。一个作家不是为历史的必然律提供依据,而是发现溢出历史之外的偶然和不确定。或者,这些偶然和不确定昭示着人类生活另外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思想逻辑中,“我”成为“农业劳动者中的一个蹩脚诗人”,“我”发现了自己对写作和思考的热爱,发现了舍伍德·安德森,发现了真正的生活就是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而不是经过过滤和选择的生活,“我认定有损于文学尊严、被拒之文学门外的人与事,占据了中心舞台”。“把我离开耶路撒冷时就已经摒弃的东西,或者我的整个童年时代一直脚踏、但从未弯腰触摸的大地重新带回给我。我父母的困窘生活;修理玩具的夫妇家里总是飘着的淡淡的面团味儿与腌鱼味儿……”

  经常强调他所写的只是一个家庭、一个人的故事,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小说中对所谓“整体性”和“国家性”的某种质疑。充满伤痛的现实和历史并非就使一些大的话语拥有天然合法的理由,它既不能成为国家、民族要求个人牺牲自我的条件,也不能成为政治发动战争的前提。他以一位作家的自由之心意识到超越历史冲突和族群界限的必要性,当他在反复思辨当代以色列的政治结构和生活形态时,当在思量家庭内部的爱与妥协时,当他在反复回忆并书写“那个富有同情心的阿拉伯男子,将年仅四五岁的我从黑洞洞的深渊里救出,并抱进他的怀抱”这一场景时,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和人类主义者。

  奥兹不是国家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他所反思的正是以此为名的血腥历史和对生命的摧残。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自传、散文、历史著作,还是小说?据奥兹本人讲,以色列的很多图书馆,在摆放这本书时,都有过犹豫,不知道该如何编纂归类。都是,又都不是。

  它的确是自传。奥兹母亲的自杀是这本书的起源,书中的家族故事,他自己去基布兹的经历,都是真实的。而书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也都是真实的。散文?也完全可以。《爱与黑暗的故事》整本书都是散文化的,絮絮叨叨,琐细破碎,无限向内,空间不停蔓延,随处可以停顿凝视,越来越多的记忆浮现,房屋、气味、花朵、灰尘等等,它们不断扩张,直到溢出文本之外。而情节呢?若论情节,似乎太过简单了。

  奥兹说他很高兴这本书如此难定位,这恰恰说明它拥有一些复杂的品质。但是,在许多场合,奥兹又很狡猾地说,《爱与黑暗的故事》其实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关于爱的故事。这个故事远比自己母亲的和家族的事情,远比以色列的历史古老得多,因为,自人类诞生之初,故事,就成了人类重要的陪伴和隐喻。

  奥兹是个故事迷,擅长于编织和叙事。2016年6月,奥兹来到北京,短短的几天时间,在闲聊和访谈之中,他就为大家编织了很多故事,他说无论看见什么,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苍蝇飞过去,风吹来,他都会在脑海里编一个故事,让它们重新活一遍。

  一旦故事开始,叙事开始,小说就拥有了一种全新的逻辑,而真实的人生,不过是其中的元素而已。但是,如若没有这真实的人生,故事又从何开始呢?这爱与黑暗,又何至于如此久远,让人震颤不已?

  梁鸿,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在梁庄》《神圣家族》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